争夺“骨灰”是为抢着尽孝？ 纠纷背后常有经济诉求

法庭上，唐老大和唐老二面对面坐着，中间是空旷的审判区。这已经是半年之内，他们在第二个法庭里面对面了。兄弟争诉多是为了财产，唐家兄弟却是为了母亲的骨灰。在老人撒手人寰以后，孩子们为了骨灰对簿公堂，不知老人在天之灵作何感想。近年来，亲属之间为了故去亲人的骨灰打官司并不罕见，或争安葬的权利，或争凭吊的权利，但这些，真的都是为了表达对逝者的哀思和尽自己的孝道？

这事儿，难说。

诉讼

兄弟二人法庭争夺亡母骨灰

唐老大是案件的原告和上诉人。他以自己和父亲的名义起诉弟弟，要求弟弟“交出母亲的骨灰，葬于福田公墓已经购买了的墓穴，并承担约6000元购买墓穴的费用”。

唐家哥俩住在同一个住宅楼，同一个单元门里，八旬老父跟着弟弟生活，2014年的时候已经被宣告为“无民事行为能力人”。此次老大以自己和父亲的名义将老二告上法庭，老二在开庭的时候就不认可父亲的原告地位。

根据唐老大的起诉意见，自母亲2012年去世，骨灰一直寄存在八宝山骨灰堂。在此期间，唐老二一直不给他办理门禁副卡，剥夺了他的瞻仰权。2015年骨灰存放期满之后，唐老二私自取出骨灰，并且对他隐瞒骨灰下落。在此之前，他和母亲娘家人一起与唐老二商议，在他认可、签字、参与的前提下，一起在福田公墓唐家祖坟上为母亲和父亲购买双人墓穴。购买后不久，唐老二否认上述事实。“我们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权利，也应当享有对母亲骨灰的所有权。唐老二的行为是对逝者及生者利益的侵犯。”

被告唐老二说，母亲的骨灰存放期满后，确实一直由他保管，只要他不违反法律规定，他人无权干涉。哥哥购买墓地的行为他本人不认可，也不同意出钱。“母亲生前曾表示要海葬，我不同意骨灰要葬在福田公墓的安排。”

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，骨灰一般不具有经济利益，但骨灰作为人身的转化物，凝结着与死者亲属的情感因素，成为亲人祭奠与悼念的对象，以实现重要的精神利益，它的正确安置处理，体现为对人死亡后人格利益的维护和亲属精神利益的保护。死者骨灰只有对近亲属才显示出价值，而在唐家的案件中，死者的配偶唐老先生已经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，不能处分和保护妻子的骨灰，两个儿子作为他的法定监护人，都有权利处分骨灰。唐家老二保管骨灰，符合法律规定，也没有违反社会利益和公序良俗。法院无权强迫任何一方接受另一方的意见。双方应加强沟通，协商解决。为此，法院一审驳回了唐家老大的起诉。

很快，唐老大提起了上诉，二审案件于上月底在北京市二中院开庭。唐老大说，弟弟阻止他将母亲安葬在祖坟里，死者不能入土为安，生者不能祭奠怀念，因此他请求判令弟弟交出母亲骨灰并安葬于福田公墓。

唐老二则表示，他想等父亲百年之后，一起处理二人身后事，具体如何处理，到时候再商量。庭审中，唐老二表示，现在骨灰就放在他的家里。对此，他的哥哥说，母亲已经去世四年，骨灰不能入土，属于“违反公序良俗”的行为。“虽然这没有法律依据，但是一般按照北京的习惯，死后三年为限，要入土为安。”他的这个说法不被弟弟所认可。唐老二说：“这事儿没有实际标准。”

截至发稿时，二审程序尚在继续。

剖析

“尽孝”背后常有经济诉求

索讨骨灰、要求“祭奠权”的案件，在北京已经不少。对外人来说，这些案子颇多奇妙之处：其他兄弟姐妹拿走了先父或先母的骨灰，就会影响自己对父母的思念和纪念？今后就无法尽孝？

在中国民法当中，并没有“祭奠权”这么一个概念。但在北京各法院的实际工作中，公民以“祭奠权”起诉时，大多数法院会将其视作特殊的一般人格权，并按照《民法通则》中“公民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”，以及“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”的规定受理。它的内涵一般是“对死者死亡事实的知情权，对遗体、骨灰的占有权，以妥善的方式安葬死者的权利，对死者进行悼念行为的权利，在墓碑上署名的权利，保持墓葬完整的权利等。”

唐家一案中，一审法院认为，故去老人的骨灰属于一种特殊的“物”，因此用“物权法”的概念进行了审判，这一点在二审的庭审中，被法官当庭认为不妥。

但无论是侵犯了哪一种权利，双方争夺骨灰，仅仅只是为了寄托对老人的哀思吗？

最近发生在江苏淮安的一起诉讼，倒是解答了一部分疑问。74岁的五保老人王克(化名)因车祸抢救无效死亡，因终身未婚，他身后事由近亲属处理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几个侄儿在老人下葬当天，争抢起了骨灰盒，各自为老人挖好墓穴，直到派出所民警赶来协调，老人才得以入土为安。

接着，为了争夺他的死亡赔偿金，其中一名侄子向法院起诉，要求肇事车辆驾驶员、保险公司支付给他王克因事故死亡的各项赔偿金，其中包括精神损害赔偿金。

最终，根据该侄子在老人丧事期间的花销，法院判决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支付丧事费用1.79万元。

一份骨灰的背后，竟可以有这么多现实的经济利益。

解读

“生养死葬”

分遗产优势明显

北京市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、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李军律师一语点破了其中的奥秘：在没有遗嘱，需要法定继承，或者死者根本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，谁尽到了更多的“生养死葬”的义务，将在分配遗产的过程中，占据有利的地位。法官势必会根据各方提交的关于“生养死葬”的证据，在判决时给予倾向。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，原本应当平均分配的遗产，能提交证据的一方会多分一些。以北京目前一套房产价格犹如天价的现实，这个“多分一些”的利益，任谁也无法小视。更重要的是，利益的“天平”倾斜之后，多占据份额的一方往往能获得房产的所有权，只需要补偿其他继承人一部分钱款，这就显得更加合算了。

“淮安王克老人的这个案子就非常典型。”李军律师说，为什么素无来往的侄子们会一窝蜂地跑来挖坑抢骨灰？背后就是保险公司应给付的死亡赔偿金闹的。“人死了，丧事是谁办的，谁出了钱，谁负责安葬，这些证据容易提供。如果这时候向法庭说‘叔叔活着的时候是我养的，死了是我葬的’，法庭当然有可能认可他的继承人地位，这样，来自保险公司的死亡赔偿金也就极有可能落进他的腰包。”

至于北京发生的多起死者子女争夺骨灰或起诉“祭奠权”的案件，李军认为，当然不能说子女争夺骨灰，都是因为背后的经济利益，即使存在经济利益，这些诉讼也都是完全合法的。

“除了争夺骨灰，要求自己来尽‘死葬’义务之外，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也发现，有的老人去世后，子女们会一下子拿出好多份遗嘱，每一份内容不同，立遗嘱的日期也不同。”李律师表示，按照《继承法》的规定，法律优先效力相等的自书遗嘱当中，哪一份书写时间最晚，哪一份就是有效的。这就导致了不少家庭中，子女轮流照顾老人时，轮到哪一家，哪一家就会鼓动老人写下一份对自己有利的遗嘱。

“我们总说，建议孩子们‘常回家看看’，但是这个‘常回家’，最好别掺杂太多过于明显的经济诉求，见一次老人就劝一次关于遗嘱的事情，搁谁也受不了。”李军说。

本报记者 安然